文 | 人民币杂志 大河   版权图片 | 微摄

2026年4月以来，一系列政策信号与市场数据密集交汇，勾勒出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轮廓。4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通知，上调外资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的境外贷款杠杆率，为人民币信贷“出海”打开空间。4月15日，财政部宣布将于4月22日在香港发行155亿元离岸人民币国债，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发行。同一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破6.82，在岸、离岸双双走强。这些事件看似分散，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趋势：在全球货币体系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人民币作为安全资产的属性正在显著增强，其“安全锚”作用日益突出。

安全资产供给：离岸人民币国债扩容，筑牢回流通道

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需要一个安全、可兑换、可流通的资产载体。国债，正是这一载体中最核心的品种。

2026年4月15日，财政部宣布将于4月22日在香港发行2026年第二期人民币国债，规模达155亿元。这是财政部自2023年10月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离岸人民币国债发行。2026年2月，财政部已在香港发行了140亿元离岸人民币国债。两次累计近300亿元的发行规模，向离岸市场注入了充足的高信用等级人民币资产。

安全资产的供给，是人民币“安全锚”作用的基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2025年多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金融机构、大型企业发行熊猫债券超过1700亿元，在香港发行的离岸人民币债券规模更大。离岸国债与熊猫债的共同扩容，为境外持有人民币的机构提供了多元化的安全资产选择，使人民币不仅能够“走出去”，还能“留得住”——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后，有地方存放、有资产投资、有收益可期。

跨境使用加速：人民币结算规模持续增长，真实交易底盘坚实

安全资产是“锚”，而跨境使用的规模则是“锚”的根基。2026年一季度，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继续扩大。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4月13日发布的《2026年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一季度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为4.52万亿元，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为2.11万亿元，合计达到6.63万亿元。与2025年一季度相比，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额同比增加约0.58万亿元，增幅约9.6%，其中经常项下同比增长约14.1%。在经常项下4.52万亿元中，货物贸易结算达到3.62万亿元，占比超过80%，说明人民币跨境使用依然扎根于真实的进出口贸易场景，具有坚实的实体经济支撑。

从国际收支视角看，2026年一季度银行累计结汇53275亿元人民币，累计售汇43606亿元人民币，结售汇保持顺差格局，跨境资本流动总体平稳。外汇市场交易量保持活跃，3月银行结汇18889亿元、售汇17786亿元，市场交易理性有序。

储备地位提升：美元信任度下降，人民币的“替代锚”效应显现

人民币“安全锚”作用的增强，不仅是中国自身努力的结果，也受到国际货币体系结构性变化的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降至56.77%，创下1994年以来最低水平；2025年各国央行持有的外汇资产总额同比增长6.5%，达到13.1万亿美元，刷新了IMF自1995年开始发布相关报告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外汇储备总额创新高与美元占比创新低同时发生，清晰地表明全球央行正在分散储备资产配置，减少对美元的单一依赖。

截至2025年第四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中的占比约为2.2%，位列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排在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之后。自2016年IMF首次公布人民币储备数据（占比1.08%）以来，人民币份额已增长超过一倍。目前已有80多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瑞银资产管理预测，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有望迈向10%。尽管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较长时间，但趋势方向已较为明确。

人民币储备地位的提升，与美元信任度的下降形成鲜明对照。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2026年上海货币论坛上深刻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核心动因是美国自身政策选择——大规模使用关税、过度将美元作为制裁工具，降低了全球对美元的信任度，为多元货币体系发展创造了空间。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人民币作为替代性安全资产的吸引力显著增强。

政策组合拳：境外贷款扩容与资本开放协同推进

安全锚的形成，既需要市场需求驱动，也需要制度供给护航。2026年4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贷款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作出了两项关键调整。

第一，上调境外贷款杠杆率。 将境内外资银行的境外贷款杠杆率由0.5上调至1.5，将进出口银行的杠杆率由3上调至3.5。这一调整直接影响境外贷款额度——境外贷款额度与一级资本净额和杠杆率直接挂钩。对于一级资本净额相对较小的外资银行而言，杠杆率上调两倍意味着其境外贷款额度实现倍增。国有大行因一级资本净额较大（如工商银行2025年末一级资本净额为4.2万亿元，对应额度超2万亿元），未在本次调整之列，但其额度本身已足够充裕。

第二，优化间接境外贷款管理。 新规明确，境内银行通过向境外银行融出资金等方式间接向境外企业发放一年期以上本外币贷款的，可由境外银行依据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相关法律法规办理，不再强制要求境外银行参照境内标准。这一调整简化了操作流程，提升了跨境融资便利化水平。

潘功胜在2026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明确表示，将持续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制度安排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多元化的货币金融合作，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活动提供便利。境外贷款政策的调整，正是这一方向的具体落实。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指出，此举能有效平衡跨境资本流动，推动中国金融机构深度融入国际金融体系。

综合分析：人民币“安全锚”作用的逻辑与挑战

综合以上四个维度，人民币“安全锚”作用增强的背后，有一套清晰的逻辑链条：外部环境变化降低美元信用→全球央行寻求储备多元化→人民币储备地位提升→离岸国债和熊猫债扩容提供安全资产供给→跨境人民币结算和境外贷款扩大人民币使用场景→更多机构愿意持有和使用人民币。这是一条“需求拉动+供给支撑”的良性循环路径。

前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期对此作出了系统性的理论阐释。他指出，货币输出渠道并非只有贸易逆差一条路径——中国长期保持货物贸易顺差，但人民币依然可以通过资本金融账户、对外贷款、央行货币互换等渠道有效输出。他强调，安全资产供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支撑，境外持有人民币需要安全、可兑换、可流通的资产载体；同时，需合理区分储备货币需求规模与债务市场规模，全球对储备货币的实际需求量远低于美国国债的存量规模，无需过度追求海量安全资产供给。他还特别指出，当前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黄金窗口期，因为美国政策自损美元信用，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外部机遇。潘功胜同样表示，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积极进展，为境内外主体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货币选择。

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币“安全锚”作用的提升仍处于起步阶段。2.2%的全球外汇储备占比与中国的经济体量和贸易规模远不相称。人民币的可自由使用程度、离岸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安全资产的供给规模，与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相比仍有显著差距。瑞银资产管理对约40家央行调查显示，各央行给出的人民币长期配置目标平均约为6%，当前的2.2%距离这一目标仍有较大空间。此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资本账户的可兑换程度，以及离岸与在岸市场的联动效率，都是决定人民币能否真正成为全球性“安全锚”的关键变量。

中国金融网董事长何世红指出，从离岸国债的持续扩容，到跨境人民币结算的稳步增长，再到全球央行储备配置的悄然转向，人民币作为安全资产的属性正在多维度显现。它不再是单纯用于贸易结算的工具货币，而是正在向具备储藏功能和避险属性的“安全锚”角色演进。这一进程既有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外部契机，更有中国持续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完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内部驱动。人民币能否从“贸易结算货币”真正跃升为“储备货币”和“安全锚”，取决于制度开放、市场深度和风险管控等多重能力的持续提升。当前的政策组合已为此提供了清晰的框架和路径，而能否把握住这个黄金窗口期，考验的是制度改革的决心与执行的定力。